义和团
抗击八国联军的爱国集团——义和团义和团运动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99年～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原名为义和拳。发源于山东，它是在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兴起的。义和拳同白莲教、八卦教有源流关系，以设拳厂、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1898年10月，在赵三多、阎书勤等人领导下，梅花拳（民间秘密武术团体）聚众三千多人，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攻打教堂，远近震动，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这是首次以义和拳的名义发动的反教会武装斗争。义和拳组织之名，实始于此。此后，“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风鹤频惊”
（《冠县志》）。其他一些地方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组织（如大刀会）也打出义和拳的旗号。在山东西部运河沿岸的外国教堂密集地区，义和拳的声势最大，其中在茌平县设立拳厂的就有八百多处。仅半年多的时间，义和拳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省大部分地区。
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纷纷响应。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烧起来的。“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后迅速发展到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内蒙、东三省等地。尤以京津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是由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发展起来的，1899年下半年后逐渐形成统一的名称。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但他们纪律性强，“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有很强的战斗力。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后，大量涌入北京。他们在北京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侵略军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阻击，于26日败退回天津“租界”。但是，另一批侵略军却在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然后大举进犯天津。义和团在天津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部分清军也在义和团影响下参加了天津保卫战。7月14日，天津失陷。但是，义和团歼灭侵略者1000多名，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再次向北京进攻，8月14日攻陷北京。到年底，八国联军出动十几万兵力，侵占了保定、正定、井陉，最后侵占了东三省。侵略军所到之处，焚杀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沙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海兰泡位于瑷珲县对岸，7月16日，3000多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在这里。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7月17日，7000余名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
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威逼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但是，1900年8月以后，撤退至京、津郊区和广大直隶农村的义和团战士，坚持反帝斗争，仍以各种形式不断袭击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时，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抱着只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卖国方针，一再令奕䜣、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朝统治。12月底，帝国主义方面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12条，西太后忙下令“应即照允”。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的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空前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义和团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继续扩大侵略的过程中，义和团始终坚持战斗，高举“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直到1902年。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义和团运动传入东北地区并很快开展起来。当时，盛京地区的洋人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几座教堂之内。当年6月30日，以义和团大法师刘喜禄、张悔等人为首的盛京义和团数百名，为铲除洋人，高喊着“洋鬼子快投降”的口号，包围了大东门外的英国教堂，而教堂的洋教士们则从窗口向义和团开枪射击。枪声激怒了义和团，他们奋勇冲锋攻占教堂，随后付之一炬，接着又将洋人开办的教会医院、讲书堂、大北门外的一天主教堂等处统统烧掉。最后，只有南关法国天主教堂在主教纪隆的指挥下，仍然负隅顽抗。他们密集的炮火使义和团遭到了很大伤亡。7月3日，义和团再次攻打洋楼，仍然是久攻不克。于是义和团首领刘喜禄便请盛京清兵副教统晋昌派兵支援。一些爱国的清兵带着火炮前来助阵，义和团士气大振，拼力冲杀，终于将这座象征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主教纪隆以及两名神父、三百多名教徒被当场打死，教堂也被付之一炬，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毋贪财，毋好色”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切实弹压，毋令滋事”，“从严惩办，以靖地方”。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1900年义和团正式被敌人挖刨解散,当时团员一半被杀,现在活着的义和团老兵范大爷想到此时就很痛心啊.
义和团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赵三多等英雄人物精神永驻，丰碑长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
不得不看到，义和团运动也有着极其愚昧、残暴的一面。
首先，义和团基本上是依靠迷信纠合在一起的，不过是一群没有饭吃的农民集合在一起，听了一个刀枪不入的神话才所谓举事。他们仇恨一切和“洋”沾边的东西，包括洋人、教堂，也包括电线杆、铁路、洋车等等毫不相关的东西。一句话，他们仇恨的是代表着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希望保持小农经济的封建经济模式不变。
第二，义和团极其残暴，无论对洋人还是国人。进攻使馆、教堂，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洋人就统统残杀，丝毫没有一点人类最基本的怜悯。对于国人，也毫不客气，虽说没有烧杀掳掠，却也干出了烧民房（为烧一个洋药商店，结果焚烧了北京“大栅栏门”商业街许多店铺）、杀平民（即所谓的二毛子一直到十毛子，包括戴眼睛、带铅笔等等无辜平民）、抄家（针对端亲王的政敌，包括许多著名大臣，如立山）等等坏事。
第三，义和团运动直接导致了庚子国变，给世界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攻击使馆、屠杀平民的先例。
第四，义和团运动其实是一个自发发动，又被慈禧和载勋、载澜、徐桐等各怀鬼胎的王公大臣煽动起来的暴民运动，其最终部标不过是为了废除光绪帝，另立载勋的儿子为皇帝而已。
总之，义和团运动的消极一面是不可否认的。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对于义和团运动，相信很多人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报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我D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M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远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义和团运动时南方各省的行动和意义
不得不说经济水平有的时候决定着一地的行政者的执政能力和当地民众的思维能力。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初步发展的南方各省采取了“东南互保”的策略对应义和团运动，并审时度势地同列强巧妙协商和周旋保住了南方的经济发展果实。北方的当时的混乱局面也是仍旧普遍保守落后农村经济为主的北方各省行政和经济水平的反映。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看清了义和团运动的荒唐本质，除了给已经羸弱不堪的中国国际形式火上浇油外没有任何好处，“运动”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内容比较愚昧的农民组织和活动，却经过愚蠢和腐朽的清中央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上升到了影响恶劣的国际事件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同时南方各省通过这次“运动”认清了清中央政府的不可靠和无能，他们在“运动”期间的暧昧和实际上的抵制也标志着地方政府逐渐脱离清中央政府的趋势，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也从客观上加速了这种过程，同时也加速了清王朝的最后灭亡并造就了此后的“南北对峙”和“军阀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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